宋代茶葉貿易

宋代對外推行開放政策，積極發(fā)展海外貿易，廣州，泉州，等外貿港口貿易繁榮，宋代海外貿易最遠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出口主要是瓷器紙張茶葉絲綢等，商業(yè)稅大于農業(yè)稅。

宋代茶葉貿易現(xiàn)狀

自北宋開始，我國古代商業(yè)空前繁榮，為南方商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環(huán)境。南宋時期，北方地區(qū)處于少數民族政權統(tǒng)治下，宋朝的統(tǒng)治中心南移，因此朝廷重視商業(yè)特別是對外貿易的發(fā)展以增加財政收入，促進了商業(yè)的繁榮。宋代的海外貿易在唐代的基礎上得到了蓬勃的發(fā)展。

1.宋朝與海外各國的貿易范圍進一步擴大，同南宋通商的國家有五十多個，其中最密切的是高麗、日本、交趾、占城等。

2.沿海地區(qū)對外貿易港口陸續(xù)增多，增加了泉州、明州、廣州等貿易港口，其中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

3.進出口商品數量和品種大為增加，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等遠銷日本;輸入商品以香料、珠寶為主。

宋代茶葉貿易論文選題

宋代的茶就是茶，茗粥是茗粥，是兩個不同的東西，你看到的應該是《膳夫經手錄》里的:“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吧，這里的宋，不是宋代，是劉宋王朝，當時人們煮濃茶，在表面有凝結的表皮，所以叫茗粥。

宋朝茶葉發(fā)展史

榷茶和茶馬互市，是我國宋代乃至明清茶政的兩項主要內容。所謂“茶政”，無非也就是國家對茶葉生產、貿易、稅收等所頒布和制訂的一些規(guī)定、制度、法令和政策等內容的總稱。

換句話說，茶政也即政府對茶葉生產、運銷的一種干預，是茶業(yè)一定發(fā)展的一種標志。如前所說，我國最初的茶政，建之于唐。

據考證，我國也即唐代的茶政，是從貢茶和征收茶稅所開始的。

以貢茶和稅茶的時間來說，貢茶比課收茶稅的時間似乎還要早些。所以，如袁高和李郢等關于茶山貢茶詩中吟及的“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陵煙觸露不停采，官家赤印連帖催”等詩句所示，這些貢茶的詔諭和碑文，也即構成我國最早的茶葉法規(guī)和茶政內容。

關于唐代稅茶的情況，上節(jié)已經介紹，自裴休十二法提出以后，我國茶葉的法制，相對進入了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階段。但至唐末和五代，茶葉法制又復大亂。如后唐李稟時，“于各要沖設稅茶機構，自湖南至京（今洛陽）六七區(qū)納稅，以至商旅不通”。所以，入宋以后，一為國用未豐，需增加茶稅收入；其次也為革除唐朝以來茶葉自由經營收取稅制的種種積弊，故從北宗初年起，就逐步推出了茶葉官營官賣的榷茶制度和邊茶的茶馬互市這樣兩項基本國策。

或許有人會說，榷茶和茶馬互市，不是在唐代就有了嗎？是的，唐文宗時，王涯為司空，兼任榷茶使，大和九年十月頒令榷茶，但十一月王涯被殺，榷茶剛剛開始就夭折了。所以，榷茶和茶馬互市，雖提出和見之于唐，但實際成制于宋。

１．榷茶的實施。榷茶是一種茶葉專賣制度，實質上也是一種茶葉稅制。實行榷茶，一般寓稅于中，不再設稅。其實不是不稅，本身首先把稅利就考慮計算在內了。但是，國家或官府對榷茶之利，還不限于茶稅，他們在壟斷茶葉生產和貿易的過程中，通過低價向農民收購，高價向商人售出的手法，一買一賣，轉手之間，除稅額以外，還取得了驚人的差額；這也是其與茶稅又同又不同之處。

宋代榷茶制度，前后有不少變化。但是，大體來說，宋朝榷茶的規(guī)定是，園戶（山區(qū)種茶的農民）生產茶葉，先向附近的山場兌取“本錢”，采制以后，以成茶折交“本錢”；多下來的茶葉，不準賣給別人，要悉數出售給山場。至于茶商買茶，也一改過去向產區(qū)農民直接收購的習慣，而是先向榷貨務交付金帛，然后憑券到榷貨務貨棧和指定的山場兌取茶葉再運銷各地。

宋代榷茶，始于乾德二年（９６４），是年詔在京、建、漢（漢陽）、蘄口（今湖北蘄春）各置榷貨務開始榷茶。第二年，又以蘇曉為淮南轉運使，“榷舒、廬、蘄、黃、壽五州茶貨，置十四（一作四十四）場，一萌一蘗，盡搜其利”。

這是宋代開始榷茶的情況，其榷貨務和山場不斷變更，直至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才相對穩(wěn)定為六務十三場。其六務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真州（江蘇儀征）、海州（江蘇連云港）、漢陽、無為和蘄口。十三場是蘄州的王祺、石橋、洗馬、黃梅，黃州的麻城，廬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羅源，壽州的霍山、麻埠、開順口和光州的商城、子安等。

宋朝是一個長期在遼、金和西夏侵擾、威脅下被侮茍安的朝代。所以，作為其斂財來源之一的榷茶制度，也常隨政治和軍事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變動。

如最初的榷茶，只限江淮和東南一帶，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自賣，禁其出境。但是，至嘉祐四年（１０５９），廢榷茶改行通商法（徽宗崇寧后又復榷東南茶葉）。至熙寧七年（１０７４）“天下茶法既通，而兩川獨行禁榷”；也即全國其他地方可隨便買賣，原來不榷茶的川峽一帶，反倒增設提舉司，“榷川茶以換取邊馬”實行起榷茶來了。

再如商人向榷貨務購茶，先前只須交付金帛，雍熙后，由于兵戰(zhàn)需要，就改令商人輸粟京師，或納糧于邊塞，然后再按值付券，準予兌賣荊湘、江淮茶葉；這也即北宋時一度所推行過的貼射，三說和四說諸法。

總的來看，宋代榷制，在徽宗以前，變化較多且亂，崇寧四年（１１０５）推行引制以后，開始比較穩(wěn)定下來。引法分長引和短引兩種。長引在商人交納銀錢邊糧以后，由榷貨務發(fā)引自買于園戶，然后返銷引面注明的遠方州軍。短引只限于產地和鄰近州縣出售。

崇寧以后，南宋、元、明和清代，雖然有時也短期實行過稅茶或其他榷制，但基本上都仿效和沿用北宋這種引制，直至咸豐（１８５５—１８６６）以后，清廷被迫允許外商在我國腹地開廠設棧，引法漸廢，榷茶才最后為厘金和其他捐稅所替代。

２．茶馬互市的成制。茶馬互市，是我國唐宋至明代時在邊境少數民族地區(qū)施行的一種以茶易馬的貿易制度。我國內地有茶缺馬，北方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qū)，又多馬和無茶，故我國歷史上的邊茶貿易，長期就多采用以茶易馬或以馬換茶的交換形式。

從文獻資料來看，早在唐代，就有“回紇驅馬市茶”的記載。但是，不說唐代，即便五代和宋朝初年，這種茶馬交易，也未成為定制。因為至宋朝初年，與邊疆少數民族博馬，主要還是用銅錢。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鹽鐵使王明才上書：“戎人得銅錢，悉銷鑄為器”，這樣乃設“買馬司”，正式禁止以銅錢買馬，改用布帛、茶藥主要是茶來換馬。這可能也是我國由國家最早制定的茶馬互市的政策。在設買馬司的同時，于今晉、陜、甘、川等地廣開馬市，大量換取吐蕃、回紇、黨項等族良馬。神宗熙寧七年，在四川也推行榷茶，于川（成都）、秦（甘肅天水）分別設立茶司和馬司，專掌以茶易馬之務。

南宋時，吳曾在《能改齋漫錄》中形容說：“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就是描寫熙寧建立茶、馬司以后的情況。至“紹興初，陜西失守，……乃奏合四司為一司”；即朱高宗趙構，詔并川秦茶馬四司為都大提舉茶馬司。

所謂都大提舉茶馬司，《宋史·職官志》稱：“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贝藱C構設立以后，南宋茶馬互市的機構，就相對固定為四川五場，甘肅三場這八個地方。川場主要用來與西南少數民族交易，所換馬匹，大都用來作役用。秦場全部用來與西北少數民族互市，所博馬匹高大健捷，主要用之以為戰(zhàn)馬；這也是當時茶馬互市的重點所在。

元朝不缺馬，邊茶主要以銀兩和土貨交易。明代初年，恢復茶馬互市，一直延續(xù)到清代中期，才漸漸廢止。由上述榷茶和茶馬互市，我們從茶政的建設上，同樣也能看到宋代在我國茶業(yè)史上所具的承前啟后的作用。

宋代茶葉貿易較之唐朝的發(fā)展之處

⑴前期陸路為主，后期以海路為主。唐朝以前以陸路交通為主，唐朝時海陸貿易并重，不但有東西陸路交通，而且已開通向東、向西的海路交通，宋元明清時期，陸路貿易下降，海路貿易地位日漸上升。

其原因如下：

其一，西北少數民族政權的阻隔，如西夏。

其二，陸上絲路本身存在難以克服的缺點。

陸上絲路位于我國西北，地處內陸，只能向西運輸商品，而我國傳統(tǒng)的外銷商品絲綢、瓷器、茶葉等的產地都在東南沿海陸路西運，遠離產區(qū)，既不經濟，又不方便。

加之陸上絲路的自然條件十分惡劣，要越過蔥嶺和戈壁沙漠，風沙彌漫，行程艱巨，時間久，運費高。

其三，與當時主要外貿商品有關，漢代對外貿易中絲織品占很大比例，而兩宋時期陶瓷制品比重較大，易破碎，不適合于陸上長途運輸。

其四，經濟重心南移，南方經濟地位提高，尤其以海運為主。其五，宋代航海業(yè)和造船業(yè)的發(fā)展，航海經驗的積累。如指南針的應用等。

⑵官方貿易不以營利為目的，主要是加強友好往來。不管是陸路，還是海路，帶去的都是我國最精美的工藝品、絲綢和瓷器，雖然暢銷，但有不少是相贈送的，返航時不僅帶回貨物，而且常常有外國使臣搭船來中國訪問。

⑶對外貿易與文化交流同步進行。西亞不少商人帶來了西方宗教，中國科技也相繼西傳。

⑷外貿促進了民族融合。不少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在我國定居，長期與中國人相處，互通婚姻，逐漸融合，在元朝時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宋朝茶葉專賣的原因

海上運輸，或者茶馬古道

宋代茶葉貿易的茶葉產地

宋代福建建州建安縣（今建甌）的北苑鳳凰山一帶為主體的產茶區(qū)，盛產建茶，因產于福建建溪流域而得名。其代表的北苑貢茶聞名于世。是中國御貢史最長的茶。北苑貢茶在中國茶葉御貢史上鰲占了458年的絕代風騷。 　　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在北苑設御焙，制作龍鳳團茶上貢。壑源等私焙的茶經“斗茶”后也選作貢品。龍鳳茶品種不斷創(chuàng)新，先后有大小龍鳳、密云龍、龍園勝雪等幾十種，被譽為“龍團鳳餅，名冠天下”。北苑貢茶代表了我國團茶制造的最高工藝，成為中國最著名的貢茶。

宋代 茶葉

元代茶的生產基本上是沿襲宋制，茶葉加工方法有所改革，茶葉由緊壓團茶改為條形散茶。散茶的制作方法有蒸青、炒青方式，都是唐代就有的工藝，大多是民間日常飲用。這應與元代統(tǒng)治者階級的粗獷豪邁性格，使茶從唐宋時期講究華麗雅致中，回歸自然簡樸原始，對中國飲茶風俗與習慣有了不同的思維，在茶文化的發(fā)展上可說是一個轉折的階段，一種通俗飲茶方式的發(fā)展。飲茶方式和文化也隨之出現(xiàn)新氣象，直接將散茶投入盞中沖泡飲用，這種沖泡方式不但制作工序簡易，更能保留茶葉本質不被破壞，保留其清香味，這是中國飲茶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舉，但此時尚未普及。

宋代，茶葉在社會生活和經濟、文化中日趨重要，茶葉產地逐漸擴大，由于宋遼互市，以茶換取糧貨，也使宋代茶葉貿易有了發(fā)展。飲茶風尚更是盛行，茶葉已是老少咸宜的嗜好品了。宋代經濟繁榮，宋代百姓的茶文化可說是在茶肆中孕育而成的。有“客至則啜茶，客去則啜湯”的習俗，客人上門時奉上一碗茶，離去時要送上一盞湯，所以如要遣走客人，便可送上湯明示，客人想離去時亦可索湯暗示。

宋朝茶葉貿易

宋代作為專業(yè)化生產的經濟作物品種很多，主要有茶葉、桑蠶、果樹、甘蔗、花卉等，這些作物的種植已經發(fā)展成為某些地區(qū)專門經營的產業(yè)，并帶動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

茶葉生產的專業(yè)化趨勢比較突出。

宋代從事茶葉生產的茶農被稱為“茶戶”、“園戶”，他們基本上不種糧食，專事茶業(yè)，“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種茶”[

古代茶葉貿易

茶葉、絲綢和瓷器是古代中國對外貿易的三大貿易“王牌產品”。

一、茶葉：東方樹葉飄洋來

茶的出口主要是從唐朝開始，這一時期，中國茶葉的品類、飲用方法都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南方的廣大地區(qū)也成為了穩(wěn)定的茶葉主產區(qū)，陸羽的《茶經》更是光耀千秋，正是積累了以上的種種有利條件，中國才開始大規(guī)模出口茶葉。唐朝包容的文化更是為茶葉出口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國強邦交忙”，盛唐時期，亞洲各國商人、使者、留學生紛紛來唐，而唐人的足跡也遍布亞洲，這一過程極大地促進了茶葉的出口。同時，唐也是歷史上“茶馬互市”的源頭。

宋朝是中國海商出口茶葉的一個高峰，陸上絲綢之路的中斷客觀上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而海上絲綢之路又有著離茶葉產地近的優(yōu)勢，因此宋朝的海上茶葉貿易迅速崛起，南宋以后甚至成為國家重要稅源之一，這一時期，中國茶葉出口到西亞后，又從西亞被帶至歐洲，引起了歐洲上層社會的注意。同時因為宋朝不占有戰(zhàn)馬產地，“茶馬貿易”也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時至今日，在西南地區(qū)，我們仍能發(fā)現(xiàn)茶馬古道的遺跡。

明朝時期，除了茶馬貿易的進一步發(fā)展，外銷量不斷增大外，中國的茶葉出口還出現(xiàn)了一個大事件：萬歷三十五年，中國茶葉首次銷往荷蘭，這是中歐直接茶葉貿易的起點，此后，荷蘭、英國等國陸續(xù)開始大規(guī)模從中國進口茶葉。

清朝，中國的茶葉出口達到了頂峰，乾隆的全盛時期，歐洲商船直接從東南沿海進口茶葉，而晉商則把茶葉從陸路販向沙俄和東歐，這一時期，中國茶葉出口值占到了出口總值的接近九成，大量茶葉出口，換回海量白銀，本不產銀的中國也因此成為了“白銀之國”。不過，可惜的是，由于近代國內頻繁戰(zhàn)亂、西方工業(yè)革命等諸多原因，茶葉銷售到清末也喪失了優(yōu)勢。

二、絲綢：神秘的軟黃金

中國出口絲綢的歷史最為悠久，而且在歷史上，絲織品如綢緞等，也曾在中國內部發(fā)揮過通貨的作用。早在漢代，絲綢制品就是中央帝國出口的王牌產品，著名的“絲綢之路”也是因此得名。

兩漢時期，通過中間商，中國就已經開始向歐洲輸出絲綢。唐以后隨著氣候的變化，中國南方地區(qū)逐漸成為絲綢的主產區(qū)，同時由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領先，中國人在養(yǎng)蠶和絲綢制作工藝上也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這樣就使得中國絲綢在國際市場上極具競爭力。

直到宋元之間，絲綢依然是中國出口的主要產品之一。而更對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是絲綢技術的擴散。公元初，絲綢技術擴散到朝鮮和中亞，而羅馬帝國則直到六世紀中葉才掌握了養(yǎng)蠶的技術，此后，絲綢技術在全世界各個文明國家快速發(fā)展，其進步還在亞歐大陸帶動了紡織、制衣、印染等多個工業(yè)門類的發(fā)展，對人類整體的技術和社會歷史進程都產生了深刻的作用。

在西方工業(yè)革命后，歐洲在紡織和印染工業(yè)上取得更大的進步，而中國則裹足不前，所以清朝中葉以后中國絲綢產品對西方國家已無競爭力，中國成為廉價原材料——生絲的出口國，高昂的附加利潤則被洋商獲取。

三、瓷器：冰肌玉骨從土出

瓷器是中國出口的又一利器，最早的瓷器出現(xiàn)在東漢末年，而最早出口瓷器的記錄目前則可以追溯到唐代。最初的出口對象是朝鮮和日本。在國內制瓷技術不斷提升的同時，中國瓷器的出口也逐漸得到了大發(fā)展。

宋元時期，東來的外國海船往往攜帶大量瓷器西返，這一時期，西返的瓷器，往往是以使用性質的粗瓷，工藝品則以龍泉窯最多，江西瓷器也由此開始崛起，因其地域靠近福建和浙江沿海，利于出口。

而在明代以后，隨著以景德鎮(zhèn)為代表的瓷器工業(yè)中心的形成和中國制瓷工藝的進一步成熟，大量精美、昂貴的瓷器開始出口歐洲，甚至出現(xiàn)了當時上等的中國瓷器和黃金等價的奇觀。乾隆時期，中國對歐洲的瓷器出口達到巔峰，同時，部分歐洲商人和上流社會還開始從中國訂制瓷器，因此出現(xiàn)了很多按照西方人審美和要求，繪有西文字母和歐洲圖案的出口產品。

而在道光之后，歐洲制瓷工藝進步迅速。18世紀60年代，英國人維奇伍德在白瓷工藝上取得重大突破，1782年，歐洲使用蒸汽機進行生產。這些重大突破，很快將中國遠遠甩在了身后，179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不再從中國進口瓷器。